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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周报(20201008)

作者:时间:2020-10-12点击数:

 

 

图书馆技术服务部                编辑:陈麒汇

2020文山学院图书馆“教育教学信息周报”第27期   2020年10月08  

 

 

以立法明导向,推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学前教育是“教育之根”。为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促进学前教育事业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2020年9月7日,教育部公布《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对新时期学前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谋划和前瞻性部署,体现出鼓励普及普惠、遏制过度逐利、强调保教结合的顶层设计和发展导向。

普及普惠,回归学前教育公益本质

学前教育本质上属于民生工程,发展学前教育,应将维护公益性作为首要任务。然而,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资源短缺,是当前学前教育面临的客观问题。为破解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学前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根本属性,明确了“坚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的发展原则。《草案》进一步确立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和发展目标,直接宣告了国家对学前教育行业规范与托底的决心,对于让学前教育回归公益本质,有重要意义。鼓励普及、普惠的学前教育,深化学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两大基本途径。

一是大力发展和建设公办园。《草案》第二十条对小区配套园的建设和使用均提出了硬性要求,明确了其“公办”性质,对于有效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解决“入园远”“入园难”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二是积极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服务。从引导来看,《草案》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园的同时,也倡导“单位办园”积极向社会开放。从扶持来看,《草案》明确了“购买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财政补助、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派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多种政府扶持方式。此外,《草案》还规定将“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作为奖补和支持的重要依据。引导和扶持并举,促使更多民办园主动提供普惠服务,有利于加快构建覆盖面广、公益普惠、优质均衡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幼有所育”,实现“幼有优育”。

遏制过度逐利,确保依法依规办园

当前,学前教育成为资本逐利的重要领域,不少民办园打着高水平教育、高质量服务的旗号收取高额保教费,严重背离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属性,破坏了学前教育生态。作为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学前教育的办园结构和资源供给不仅应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强烈期盼,还应满足家长和儿童多样化、优质化的选择需求。

学前教育既不能成为资本逐利的市场,也不应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为有效遏制社会资本吞噬普惠性资源,防止学前教育机构盲目扩张和过度逐利,《草案》立足维护学前教育公益性和儿童受教育机会公平的高度,从办园主体、办园方向、办园行为等方面,对学前教育领域社会资本过度逐利行为施加了更为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一是从办园主体上看,第二十六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财政经费、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举办或者支持举办营利性幼儿园”“公办幼儿园不得转制为民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上述规定不仅明确了公办园的非营利性和非产业性特征,也为规范办园资金或资产来源、整顿公办园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园现象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从办园方向上看,第二十七条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和投资范围设置了限制和壁垒,还颁布了“上市禁令”。规定用词之严厉,直接显示了国家遏制学前教育过度逐利行为的决心和准备,对于维护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从办园行为上看,《草案》从经费管理和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民办园的办园行为做出了限制性规定和规范性要求,对于规范民办园收费,遏制过度逐利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保教结合,维护儿童身心健康

长期以来,一些幼儿园“重教轻保”,片面追求知识量、记忆量和学习难度,忽略了对儿童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保健。学前教育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教育阶段,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其他阶段存在本质区别,这是由其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的。由于学前儿童具有低龄化、身心发展不健全、生活自理能力低等特征,通过保育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自理能力、促进儿童身体正常发育和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对此,《草案》专设“保育与教育”一章,对幼儿园保教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

第二十八条规定“幼儿园应当坚持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面向全体儿童,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习惯养成,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创设良好的生活和活动环境,使学前儿童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这一规定明确将“保教结合”上升为法律原则,对于提升保育在学前教育中的地位、真正实现学前教育为儿童终身发展奠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十九条规定“幼儿园应当把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首位”;第三十三条规定“幼儿园应当配备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的玩具、教具和幼儿图画书,不得使用教科书”;第三十九条规定“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不得开展违背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校外培训机构等其他教育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开展半日制或者全日制培训,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上述规定均体现了学前教育阶段要将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作为首要工作职责。这一价值导向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全面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更有助于维护儿童身心健康、扭转家长功利思维、规范学前教育阶段教育秩序。

(作者单位:教育部政法司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共建教育立法研究基地)

 

 

 

项目式学习: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利器

■保教视点·可持续发展在幼教

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使得可持续发展教育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综合已有研究,可持续发展教育指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核心,以跨学科、多领域、全方位的形式,帮助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进而促进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是“四个维度,五根支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均衡考虑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以提高未来生活质量的思维框架。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要突破1996年《教育,内在的财富》所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添加第五根支柱:学会转变自己和社会来支持可持续发展。

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从具有奠基作用的学前教育阶段开始。那么,到底如何在幼儿园落实可持续发展教育呢?我们从2016年起以深圳市第三幼儿园为实验场域,并联合北欧国家的合作者,致力于探索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幼儿园的落地,并形成了利用具有变革性的项目式学习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经验。

把握“黄金标准”,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

幼儿是解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过程中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可持续发展教育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让幼儿学习关于环境的知识,它还旨在影响幼儿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更积极的信念,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有研究者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旨在培养学习者以下能力特征: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和反思能力、系统思维、建立合作关系、参与决策。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探究形式,即儿童通过一段时间内对真实的、引人入胜的、复杂的问题(话题/挑战)进行探究,并从中获得关键知识和技能。

根据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对儿童而言,项目式学习意味着:探究有挑战性的问题——问题可以是具体的(如幼儿园里的垃圾如何分类),也可以是抽象的(如没有水人类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展开持续性的探究——学习过程持续、循环式上升;强调真实性——探究的问题应当是真实存在且符合幼儿兴趣的,项目对幼儿及他人产生真实的影响;凸显发言权及选择权——项目式学习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意识;注重对项目进程中各环节的反思;幼儿、教师、家长、校外专家等需要参与其中,不断评论和修正项目进程和成果;项目成果需要进行公开展示,以促进合作,扩大影响力。

综合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强调的能力特征,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关键原则上保持高度一致性,因此,项目式学习是实践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教学法。国际学前教育界对此也达成了共识,如韩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发达国家,均采用项目式学习的形式来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致力于培养幼儿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

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精选项目的探究主题

可持续性概念源自可持续发展的四大维度,即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我们根据韩国学者金素英(Soyoung Kim)对可持续发展维度的划分,对可持续性概念进行了细化。其中,环境的可持续性涉及的探究内容包括自然和资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环境问题、疾病风险、可持续性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涉及的探究内容包括组织和公司的职责、市场经济、生产与消费、保护资源、贫富差距;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性包括人权、和平与安全、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语言、食品与健康、民族、性别平等、贫困等。

教师在开展项目活动之前,需要对可持续性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紧密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筛选可供幼儿探究的项目。由于这些可持续性概念多是抽象的,教师在开展活动的时候需要将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发生对接,同时让这些概念具有可探究性,而不是靠说教的形式把知识告诉幼儿。

比如“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对小班幼儿而言,幼儿园池塘里的蝌蚪或者草地上的蚂蚁、社区里的花草树木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教师不妨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通过探究这些生物的外形特征、生长特点、生活习性等,引导幼儿了解物种的多样性。对于中、大班幼儿而言,他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究,比如了解各种生物与其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

再比如“文化多样性”,这依然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幼儿的日常生活中,与文化多样性密切相关的便是衣、食、住、行。通过研究广东早茶的茶点、饮茶典故等,幼儿可以感受岭南民间饮食风俗。

遵循三个阶段,鼓励教师开展多路径探究

关于项目式学习的探究路径,美国学者凯兹和加拿大学者查德早在1989年便提出了项目探究的三阶段五特征。此处的“三阶段”即指项目的计划与启动、项目的展开以及项目的总结与展示。每一个阶段之下,又都包含了讨论问题、实地考察、多元表征、调查研究和分享展示这五个特征。我们综合实践经验和国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三个阶段调整为开始阶段、综合发展阶段和高潮阶段。

在开始阶段,教师会记录下幼儿的兴趣点,罗列他们的问题及已有知识经验。在综合发展阶段,教师和幼儿一起通过各种开放式的手段对一个兴趣领域进行深入探究,如资料搜寻、调查访谈等。幼儿获得知识与技能并尝试解决他们在开始阶段提出的问题时,新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产生,小规模的变革性行动开始出现。到了高潮阶段,幼儿通过多元表征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变革性行动逐渐成熟,他们走出幼儿园,走向家庭和社区进行宣传,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者和变革者。例如,在“垃圾分类”项目中,幼儿自编了垃圾分类儿歌,并在社区内进行表演、派发宣传册,号召社区居民积极践行垃圾分类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五特征”虽然能够为教师提供思考框架,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教师的思维。因此,我们鼓励教师通过多种探究路径来开展项目活动,可以按照“五特征”的形式推进项目,也可以分问题线索展开探索,还可以按照行动研究的路径进行更深度的学习。

如在“梅林水库”项目中,幼儿在参观完梅林水库之后,对水库的作用、水库的构造、水库与我们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产生了兴趣,于是教师将幼儿分为三个探究小组,展开了分问题线索的平行探究活动。而在“方言”项目中,幼儿则按照“发现问题—考察—计划—行动—评估反思”的行动研究路径展开了深度学习。

(作者单位:李敏谊,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式学习: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利器

■保教视点·可持续发展在幼教

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使得可持续发展教育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综合已有研究,可持续发展教育指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核心,以跨学科、多领域、全方位的形式,帮助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进而促进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是“四个维度,五根支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均衡考虑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以提高未来生活质量的思维框架。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要突破1996年《教育,内在的财富》所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添加第五根支柱:学会转变自己和社会来支持可持续发展。

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从具有奠基作用的学前教育阶段开始。那么,到底如何在幼儿园落实可持续发展教育呢?我们从2016年起以深圳市第三幼儿园为实验场域,并联合北欧国家的合作者,致力于探索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幼儿园的落地,并形成了利用具有变革性的项目式学习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经验。

把握“黄金标准”,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

幼儿是解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过程中积极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可持续发展教育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让幼儿学习关于环境的知识,它还旨在影响幼儿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更积极的信念,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有研究者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旨在培养学习者以下能力特征: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和反思能力、系统思维、建立合作关系、参与决策。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探究形式,即儿童通过一段时间内对真实的、引人入胜的、复杂的问题(话题/挑战)进行探究,并从中获得关键知识和技能。

根据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对儿童而言,项目式学习意味着:探究有挑战性的问题——问题可以是具体的(如幼儿园里的垃圾如何分类),也可以是抽象的(如没有水人类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展开持续性的探究——学习过程持续、循环式上升;强调真实性——探究的问题应当是真实存在且符合幼儿兴趣的,项目对幼儿及他人产生真实的影响;凸显发言权及选择权——项目式学习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意识;注重对项目进程中各环节的反思;幼儿、教师、家长、校外专家等需要参与其中,不断评论和修正项目进程和成果;项目成果需要进行公开展示,以促进合作,扩大影响力。

综合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强调的能力特征,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关键原则上保持高度一致性,因此,项目式学习是实践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教学法。国际学前教育界对此也达成了共识,如韩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发达国家,均采用项目式学习的形式来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把握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致力于培养幼儿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

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精选项目的探究主题

可持续性概念源自可持续发展的四大维度,即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我们根据韩国学者金素英(Soyoung Kim)对可持续发展维度的划分,对可持续性概念进行了细化。其中,环境的可持续性涉及的探究内容包括自然和资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环境问题、疾病风险、可持续性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涉及的探究内容包括组织和公司的职责、市场经济、生产与消费、保护资源、贫富差距;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性包括人权、和平与安全、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语言、食品与健康、民族、性别平等、贫困等。

教师在开展项目活动之前,需要对可持续性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紧密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筛选可供幼儿探究的项目。由于这些可持续性概念多是抽象的,教师在开展活动的时候需要将这些抽象的概念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发生对接,同时让这些概念具有可探究性,而不是靠说教的形式把知识告诉幼儿。

比如“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对小班幼儿而言,幼儿园池塘里的蝌蚪或者草地上的蚂蚁、社区里的花草树木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教师不妨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通过探究这些生物的外形特征、生长特点、生活习性等,引导幼儿了解物种的多样性。对于中、大班幼儿而言,他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究,比如了解各种生物与其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

再比如“文化多样性”,这依然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幼儿的日常生活中,与文化多样性密切相关的便是衣、食、住、行。通过研究广东早茶的茶点、饮茶典故等,幼儿可以感受岭南民间饮食风俗。

遵循三个阶段,鼓励教师开展多路径探究

关于项目式学习的探究路径,美国学者凯兹和加拿大学者查德早在1989年便提出了项目探究的三阶段五特征。此处的“三阶段”即指项目的计划与启动、项目的展开以及项目的总结与展示。每一个阶段之下,又都包含了讨论问题、实地考察、多元表征、调查研究和分享展示这五个特征。我们综合实践经验和国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三个阶段调整为开始阶段、综合发展阶段和高潮阶段。

在开始阶段,教师会记录下幼儿的兴趣点,罗列他们的问题及已有知识经验。在综合发展阶段,教师和幼儿一起通过各种开放式的手段对一个兴趣领域进行深入探究,如资料搜寻、调查访谈等。幼儿获得知识与技能并尝试解决他们在开始阶段提出的问题时,新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产生,小规模的变革性行动开始出现。到了高潮阶段,幼儿通过多元表征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变革性行动逐渐成熟,他们走出幼儿园,走向家庭和社区进行宣传,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者和变革者。例如,在“垃圾分类”项目中,幼儿自编了垃圾分类儿歌,并在社区内进行表演、派发宣传册,号召社区居民积极践行垃圾分类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五特征”虽然能够为教师提供思考框架,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教师的思维。因此,我们鼓励教师通过多种探究路径来开展项目活动,可以按照“五特征”的形式推进项目,也可以分问题线索展开探索,还可以按照行动研究的路径进行更深度的学习。

如在“梅林水库”项目中,幼儿在参观完梅林水库之后,对水库的作用、水库的构造、水库与我们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产生了兴趣,于是教师将幼儿分为三个探究小组,展开了分问题线索的平行探究活动。而在“方言”项目中,幼儿则按照“发现问题—考察—计划—行动—评估反思”的行动研究路径展开了深度学习。

 

 

推动形成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格局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落户高校名单,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33所重点高校的104个基地入选,这些基地不仅涵盖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纯自然科学领域,而且首次将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等人文社科基础学科领域和基础医学纳入计划行列,这充分展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更宽领域培养更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雄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此背景下,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部联合中组部和财政部于2009年启动了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1.0),20所高校参与了该计划。计划实施以来,20所试点高校在体制机制和教育教学上大胆改革,努力创新,在选拔优秀学生、配备一流教师、创新培养模式、营造学术氛围、改革教学管理、加强条件保障、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拔尖计划”学生大部分继续深造,很多学生在本科阶段已表现出很好的学术潜质,在学术产出方面崭露头角。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和一些中国高科技企业碰到的科技瓶颈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加快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紧迫感,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问题也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同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下发了《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被明确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当前中美贸易的摩擦和我国在关键核心科技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使我们再次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在基础学科领域牢牢把握发展自主权。基础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长、研究成果需要的周期长、创新难度更大、短期成效可能并不明显,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主动谋求长远发展的国家战略。

值得指出的是,与“拔尖计划”1.0相比,此次公布实施的“拔尖计划”2.0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学科专业覆盖范围更广,由纯理科扩展到大理科、大文科和大医科全覆盖;二是基地落户高校均是我国在特定学科领域科研实力最强、人才培养水平最高的重点建设高校,且以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为主。这揭示出两个重要信号。一是将基础学科的涵盖范围由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信号表明,当今国际竞争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而且是国家实力的综合竞争,而文化、思想、体制机制方面的竞争更加重要,这些均有赖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学科的长足发展。换言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培养自然科学中的“中国力量”和人文社科中的“中国学派”同样重要。二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更加有赖于“兼容并包”的科研环境和“自由卓越”的育人氛围。无数杰出人才培养的实践均表明,人才培养的“底座”越宽广深厚,越有可能成就更挺拔的高度。杰出人才的培养不在于“训练”,而在于“陶冶”。而“陶冶”就离不开自由宽松、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作为前提和基础。

大道至简。秉持“在高原上建高峰”的理念,尊重和遵循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在更宽领域培养更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无疑是此次“拔尖计划”2.0释放出的重要信号。

 

 

聚焦高地峰端 逐梦本科职教

“学校始终坚持‘根植冶金,服务山东,面向全国,为钢铁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培养培训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办学定位,全力以赴创建受上级主管部门滚动支持的20所高职院校,全力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倾力走在高职院校的前列。”近日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左海青谈到职教高地建设情况时如是说。

根植冶金

打造行业办学特色

专业对接产业紧密。作为山东高职院校中仅有的一所具有钢铁冶金特色的工科高职学院,学校按照做精做特“冶金类特色专业群”、做优做强“现代制造类关联类特色群”、带动发展“现代服务类专业群”的建设思路,对接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钢铁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布局,打造特色,近年新增了新材料、机器人、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专业,改造提升黑色冶金、制造、控制类专业等传统专业向“绿色、低碳、智能、智慧”等新形态转型,逐步形成了以工为主、文理相辅,涵盖材料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化工、电子信息、财经商贸、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等12个专业大类与45个专业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职专业框架。学校现有国家级别骨干专业3个、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2个、国家级别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3个、“1+X”证书试点12个、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1个、专本贯通“3+2”培养专业1个、山东省省级特色专业8个、省级品牌专业群2个等。

校企融合示范引领。学校坚持校企共建,先后建成国内较先进的钢铁生产和轧钢生产工艺等模拟仿真生产实训基地和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等实训(实验)场所182个,省级技艺技能传承平台、科技创新中心等8个。学校与东北大学等联合成立“绿色冶金制备”“智能化协同制造技术和应用”等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被确定为2020年智能制造领域中外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同时牵头成立了全国冶金职工培训联盟、山东冶金职业教育集团,承办了“全国冶金职业院校模拟炼钢大赛”,与山东钢铁集团、青岛钢铁集团等大型合作企业联合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和“1+X”试点改革,实现了冶金类、智能制造等专业学生“招生招工一体化”“学徒—学生—员工”三位一体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机制,毕业生供不应求,成为校企协同育人的示范和标杆。

60多年的办学沉淀,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冶金高等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校企合作先进院校、国家级别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国数字化校园实验校、山东省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单位、山东省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是山东省首批技能型特色名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单位。

融入地方

贡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校城融合贡献凸显。学校与区域内企业组成科研生产联合体,共同研发的智能制造公共实训示范基地、淄博区域大气环境(VOCs)监测与管控服务云平台、“淄水在线”智能水务物联网云服务平台等校城融合科技研发平台,联合开展了全自动轻质墙板生产线控制系统设计、高级别管线钢冶炼工艺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基于VR技术农作物生长仿真系统等多个科研项目,重点服务淄博市冶金、化工、智能制造、“互联网+”、电子、新材料等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了学校人才、专业与淄博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准对接,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办学实力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突出。依托校内的山东省企业实习实训基地、山东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全国冶金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等40余个国家、省、市企业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自主开发了全国钢铁行业技能知识网络竞赛平台,全国36万人次上线学习,4万余人参赛;搭建了山东钢铁集团教育培训及资源共享平台,各类职工在线培训7万余人次,连年承办山钢集团职工技能大赛等。学校重点打造了“金蓝领”培训品牌,每年为企业和社会培训1万余人、技能鉴定1.2万余人,鉴定工种达43种。 

主攻高地

逐梦高职本科院校

起步成势聚焦峰端。谈到职业高地建设,左海青说,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在山东省优质高职院校和绿色钢铁生产技术及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基础上,精准对接钢铁产业生态圈和区域支柱链式产业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集群,重点打造先进制造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山东省高水平专业(群)2—3个,力争将绿色钢铁生产技术专业群打造成国家级别高水平专业群,全力以赴创建受上级主管部门滚动支持的20所高职院校。同时,在学校黑色冶金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10余个高水平和骨干专业试点四年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开展“3+2”专本贯通分段培养、与中职学校探索“3+4”长学制人才培养、扩大“3+2”中高职衔接专业等,实现多种渠道和形式的“中—专—本—硕”贯通培养。

“一校一策”思路精准。学校对标山东省职教高地建设,研究制定了学校《“一校一策”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了9大建设方面、28项具体措施、56项标志性任务成果的建设目标。其中重点包括与山东钢铁集团合作在校本部和日照精品钢铁基地布点成立“山东钢铁产业学院”,与临沂市临港工业园管委会和区域企业合作在临港工业园区布点成立“临港钢铁产业学院”,与永峰钢铁公司合作在齐河永峰钢铁产业园成立“永峰钢铁产业学院”,与德国莱茵科斯特公司联合成立山东中德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投资1亿元联合共建冶金智能(仿真)实训基地等。

展望未来,左海青信心满满地说: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优质校建设和高地建设任务为主线,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办学优势和山东冶金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作用,探索建立“一总部、多基地、专业化、平台化、网络化、分布式”的多元化办学模式,打造优势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将学院建成特色鲜明、行业领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高职院校,为中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和培养方案,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培养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和“大国工匠”。

 

 

 

融合中实现高校“四史”教育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高校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学习教育,恰逢其时又势在必行。“四史”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是本然性与应然性相结合的教育,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心理上增强互信、情感上产生共鸣、认知上实现同步。这就要求在构建“四史”教育体系中体现教的丰富性和创新性,以及学的主动性和反思性。

历史与理论的融合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深入开展“四史”教育,首要的就是在教育性质上,把握好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

一方面,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成果及其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要在引领大学生厘清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并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理论成果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建立对我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为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夯实根基。

另一方面,科学理论把历史事件串联成系统认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是我们客观总结历史经验,从而赢得竞争优势和美好未来的“活锦囊”。客观上,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指导下的生动实践。要善于用科学理论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事件的客观必然性,在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学生党校、社团建设中,有机融入“四史”教育,以理讲史、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使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得到全面、客观、生动的体现。

“返本”与“开新”的融合

《史记》里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在“四史”教育中,“返本”与“开新”往往是一体两面。“返本”是手段,“开新”是目的。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只有处理好历史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结合,才是“四史”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自觉地把“四史”研究和教育置于历史长河中,展示出与现在和未来的对话,才能培养出具有理论厚重性和现实适应性的优秀大学生。

21世纪青年大学生们既享受着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革新带来的诸多福利,也不得不承担着解决己与群、人与自然、当前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等剧烈冲突与矛盾的历史使命。

“四史”教育不仅仅是讲历史,理解我们党、社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历程,而且要把历史思维与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结合起来,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努力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时代性和有效性,引导大学生更好地把握现在中国发展大势,在社会急剧变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加速进步中回应新机遇、新挑战;引导大学生从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勇气、不忘初心与使命的决心,练就过硬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民族史与世界史的融合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然而,如今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意识形态的攻击,面对民族危机,反全球化,尤其是全球疫情蔓延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加码,民族共同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如果只是见招拆招、亦步亦趋,则会陷入西方反华势力的桎梏之中。

为此,高校“四史”教育不仅仅要讲好民族史,而且要讲好世界史,从历史、文明、文化冲突的角度,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将中国历史发展与国际维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关系。

以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例,民族史与“大历史”的融合教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回应一系列时代之问。二是以比较为主线,进行中西政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异质文化分析研究,将“四史”与世界历史进行交流、碰撞,为大学生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是以对话为桥梁,要教育大学生在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多元互鉴、共生共存中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

总之,高校开展“四史”教育,要充分体现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中心地位,在教育性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在教育目标上,对话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在教育内容上,立于民族、面向世界;在教育实施上,多元施教、综合施教,真正培植当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和拼搏奋斗的不懈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前浪”不断指引着“后浪”前进的精神方向,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后浪”必然也必须要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谱写中华民族伟大而光荣的美好篇章。

 

   

 

全球神经元规模最大类脑计算机问世

1.6米高的3台标准机箱并排而立,黑色的外壳给人酷酷的感觉,红色的信号灯不停地闪烁,靠得近些似乎能听到里面脉冲信号飞速奔跑的声音。

近日,浙江大学联合之江实验室共同研制成功了我国首台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类脑芯片的类脑计算机(Darwin Mouse)。

这台类脑计算机包含792颗浙江大学研制的达尔文2代类脑芯片,支持1.2亿脉冲神经元、近千亿神经突触,与小鼠大脑神经元数量规模相当,典型运行功耗只需要350—500瓦,同时它也是目前国际上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

颠覆传统的新型计算模式

对于如今在工作生活各个领域中早已司空见惯的计算机,或许大家已经忘了最初科学家是想通过机器模拟出一个人类大脑。然而存储墙、功耗墙、智能提升等问题,让当前计算机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比如,存储墙问题是由于现有的冯·诺依曼架构中数据储存和计算的分离产生的。“这就好比信息存储在甲地,要计算的时候就把信息搬到乙地去,计算好了再搬回甲地去。但搬运的速度要远远低于计算的速度,反而让搬运本身成为关键瓶颈。”研究团队负责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潘纲说,“现在的机器智能离人的智能差得还很远。”

如何突破现有计算运行方式导致的计算机瓶颈?

潘纲介绍说,用硬件及软件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构造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系统,这种颠覆传统计算架构的新型计算模式,就是类脑计算。其特点在于存算一体、事件驱动、高度并行等,是国际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研究焦点,更是重要的科技战略,“类脑计算已被看作是解决人工智能等计算难题的重要路径之一”。

近年来,浙江大学聚焦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等核心领域,实施了简称为“双脑计划”的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会聚研究计划,希望借鉴脑的结构模型和功能机制,将脑科学的前沿成果应用到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建立引领未来的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

2015年和2019年浙江大学分别研制成功达尔文1代和达尔文2代类脑计算芯片,用芯片去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与功能机制,在图像、视频、自然语言的模糊处理中具有优势。而这次的成果是将792颗我国自主产权的达尔文2代类脑计算芯片集成在3台1.6米高的标准服务器机箱中,形成了一台强大的机架式类脑计算机。

那么,这种高效能低功耗是如何实现的呢?项目研究骨干马德副教授说,大脑神经元的工作机理是钾离子钠离子的流入流出导致细胞膜电压变化,从而传递信息,“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神经元接受输入脉冲,导致细胞体的膜电压升高,当膜电压达到特定阈值时,会发出一个输出脉冲到轴突,并通过突触传递到后续神经元从而改变其膜电压,实现信息的传递”。

真正像脑一样“思考”

有了硬件,还得有软件。

项目研究骨干金孝飞介绍,每颗芯片上有15万个神经元,每4颗芯片做成一块板子,若干块板子再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模块。这台类脑计算机就是这样像搭积木一样搭起来。

说起来容易,可要让这么多神经元能够互联并且可拓展从而实现高效的联动组合,同时要把杂乱无章的信息流有序分配到对应的功能脑区,可不那么简单。

为此,科研人员专门研发了一个面向类脑计算机的类脑操作系统——DarwinOS。

这款达尔文类脑操作系统面向冯·诺依曼架构与神经拟态架构的混合计算架构,实现了对异构计算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为大规模脉冲神经网络计算任务提供运行和服务平台。项目研究骨干吕攀介绍说:“目前达尔文类脑操作系统的功能任务切换时间达微秒级,可支持亿级类脑硬件资源管理。”

由此,类脑计算机研究的价值真正得以实现——既可以应用于生活中的智能任务处理,也可以应用于神经科学研究,为神经科学家提供更快更大规模的仿真工具,提供探索大脑工作机理的新实验手段。

目前,浙江大学与之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基于Darwin Mouse类脑计算机已经实现了多种智能任务。研究者将类脑计算机作为智能中枢,实现抗洪抢险场景下多个机器人的协同工作,涉及到语音识别、目标检测、路径规划等多项智能任务的同时处理,以及机器人间的协同。

记者在实验现场看到,3台外形相似的机器人,在经过简单的训练后,合作开展抗洪救险任务。只见1号机器人凭借自带摄像头开始在场地巡逻,当发现堤坝缺口后,就呼叫负责工程的3号机器人前来修坝,同时搜寻受伤人员,当发现倒在地上的人体模型后,又呼叫负责救援的2号机器人。3号机器人和2号机器人赶来执行任务,1号机器人又去别的地方巡逻了。

这一幕似乎并不新鲜,现有的机器人也能做到。但最大的不同在于这几个机器人是在类脑计算机的控制下通过语音开展移动指令,并接受任务分配。“不同机器人的任务可以通过指令切换,也就是说它们的功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不同脑区来操控的,1号机器人现在干巡逻的活,过会儿又可以变成负责救援或者工程。”项目研究骨干李莹副教授说。

在另一个实验场景中,课题组成员给计算机演唱一首歌其中的两句,然后,计算机就能通过回想把后续的歌曲内容“唱”出来。

“这是类脑计算机通过模拟海马体记忆机制,实现对大脑内部记忆信息的存取,与我们常用的检索功能不同。”项目研究骨干唐华锦教授说,Darwin Mouse类脑计算机通过借鉴海马体网络结构以及神经机制建立记忆模型架构,可以模拟海马体的记忆-学习功能,通过记忆的脉冲编码,同一模型就可以学习与记忆语音、歌曲、文本等不同类型数据。

类脑计算机将如何“进化”

1946年诞生的世界第一台计算机重达28吨,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的加法运算,然而在以后的70多年里,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类脑计算机的发展速度很有可能也会令人惊讶。

别看现在的类脑计算机是个“大块头”,科学家们表示,随着达尔文芯片及其他硬件的不断迭代升级,体积缩小将指日可待。未来类脑计算机或将植入手机、机器人,产生新的智能服务体验。

与硬件上的更新相比,如何让类脑计算机变得更聪明是科学家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目前,市面上的传感器输入的信号还是以数字为主,在应用到Darwin Mouse类脑计算机上,要加一个编码层,将信号转换为脉冲式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有丢失和损伤,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计算机的功效。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类脑计算机就能变得更加智能。

当前,类脑计算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Darwin Mouse类脑计算机,无论从规模还是智能化程度上都与真正的人类大脑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其意义在于能够为这种技术路径提供一个重要的实践样例,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工具和平台,验证类脑算法,以更强的鲁棒性、实时性和智能化去解决实际的任务。

浙江大学和之江实验室研究员的目标是,希望随着神经科学发展和类脑计算机的系统软件、工具链及算法的成熟,有朝一日能够让类脑计算机像冯·诺依曼架构计算机一样通用化,真正像大脑一样高效工作,与冯·诺依曼架构并存与互补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加减乘除这样的数值计算方式,到模拟大脑的脉冲计算方式,这是一次重要的计算模式的变革。潘纲说:“我们希望能够像生物进化一样,不断地让达尔文系列类脑计算机朝着人类智能的方向发展,以超低功耗提供更强的人工智能。”

 

 

 

○二○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这届毕业生从校园迈向社会的一步,跨得并不容易。今天,在教育部举行的第五场金秋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总结道:“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党委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以及全社会共同努力下,2020届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为全国‘稳就业’‘保就业’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稳就业”的重中之重,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如何实现总体稳定,做好这项被称为“重中之重”的应届生就业工作?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实践,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经验和做法?

完善促就业政策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岗位供给

“今年以来,围绕健全完善促就业政策体系,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等20多个部门出台了近40余项政策措施。”王辉介绍。

今年,以增加高校毕业生升学深造机会为着眼点,教育部相继出台了硕士研究生、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面向国家战略和民生发展急需专业扩招的政策。以广西为例,通过《广西促进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条措施》,广西研究生和专升本招生计划提高到了43039个名额。

针对基层就业,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扩大“特岗计划”“三支一扶”招录规模、扩大城乡社区和基层医疗就业岗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就业等政策;针对参军入伍,出台了加大升学优惠力度、优化体检标准、直招士官入伍等政策。针对职业资格条件,出台了教师等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等政策。

“疫情条件下,‘先上岗、再考证’这一举措,确实起到了‘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作用,降低了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但意向在教育行业就业毕业生的恐慌,也有助于基层教育系统师资队伍的发展和壮大。”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游旭群介绍,截至8月31日,该校2020届各类毕业生在教育行业就业的占比超过80%,在基层教育系统就业的占比超过70%。

在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政策性岗位的增加引人注目。王辉介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学校、大学生征兵、科研助理、基层项目、社区治理等方面都面向2020届高校毕业生开拓了更多政策性岗位。据统计,截至9月1日,政策性岗位大幅增加,已吸纳280多万毕业生就业,比去年同期增加70多万。

今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了1744名2020届高校毕业生,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244人,增幅超过200%。

“三峡集团牢记央企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在央企中第一时间启动‘抗疫稳岗扩就业’专项行动,通过深化机构改革、推动调整人才队伍结构等方式,增加就业岗位1200余个。”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副总经理杨省世说。

“总体而言,市场性岗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王辉表示,千方百计开拓市场性岗位是保障和促进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方式。今年以来,教育部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会招聘机构、平台企业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挖掘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

“面向2021届,三峡集团将再引进高校毕业生2232人,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杨省世说。

创新开展就业指导“云上服务”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云端”成了创新开展就业指导服务、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键。

今年2月份,教育部与九大社会招聘机构联合推出了“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通过线上为毕业生提供求职信息、简历投递等服务。目前,该平台已提供岗位信息1522万条,累计注册毕业生669万人次,投递简历3736万人次。教育部会同有关方面直接举办专场网络招聘活动40场,累计提供各类岗位540多万个。

“‘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已经成为毕业生找工作的响亮品牌。”王辉说。

此外,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各高校广泛开展网络招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3月以来,各地和全国高校日均举办网络招聘活动2000场左右,总数超过20万场。6月初以来,在“科学有效防控、安全有序招聘”的原则下,高校校园招聘活动有序恢复,全国累计举办线下招聘活动近万场。

疫情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线下求职方式,还阻断了学校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如何将就业指导和服务送达给每名学生?

这是今年上半年,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一直思考的问题。

今年4月,教育部推出“互联网+就业指导”直播课,围绕就业形势分析、职业发展指导、大学生征兵、创新创业、求职心理调适等主题,推出了23场直播培训。

于涵宇立刻和学生共同观看,并组织学生线上交流讨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就业形势,合理调整就业预期,增强就业信心。

为了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打破他们“封闭”的状态,于涵宇还在学生使用率很高的视频平台B站注册了账号。连线直播、面试分享,她调整内容风格和语言习惯,近半年的直播内容吸引了两万人次观看。

推出“毕业班辅导员就业工作平台”,全国8万余名一线就业指导人员和毕业班辅导员完成了注册、上线工作;推出“全国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平台”,推动11个省份近900所高校开展网签工作,有64.5万名毕业生完成网上签约……今年以来,借助互联网技术,教育部和各高校帮助2020届高校毕业生在“云端”得到了一场场生动的指导和一次次便捷的就业服务。

关注重点求职群体,精准帮扶做好“兜底”

“贫困家庭毕业生求职意愿强烈,但往往面临着社会资源较少、就业渠道窄、信心不足等困难。”游旭群说。

在今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湖北高校毕业生、湖北籍高校毕业生等是几类重点求职群体。

王辉表示,教育部将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采取了专项政策、专项计划、专场招聘等一系列特殊帮扶举措。

“我们专门出台了升学培训、政策岗位等举措,面向贫困毕业生实施‘普通高校专升本专项计划’,单列计划、单独录取。同时,还持续举办‘贫困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直接提供岗位近20万个,向贫困生手机发送岗位信息28万多条。”王辉说道,教育部还要求高校建立重点帮扶台账,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服务。

从地方和高校来看,为帮助解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问题,广西通过建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动态数据库,开展“一对一”就业帮扶等,实现了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87%,该就业率比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要高5.7个百分点;陕西师范大学则着力强化人文关怀和经济资助,建立就业兜底蓄水池,截至目前,为2020届各类困难群体毕业生发放求职补贴240万元……

“今年我们把湖北高校和湖北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作作为重点。”王辉介绍,今年2020届湖北高校毕业生共有44.9万人,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共有37.1万人,结合实际情况,教育部会同各部门通过加大升学规模等向湖北倾斜,以及开展对口帮扶、开展专场招聘活动等,多措并举帮扶湖北高校和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就业。

“下一步,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教育部将与人社部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一方面指导地方和高校积极为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另一方面确保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努力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王辉说。

 

 

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

 今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严格研究生教育管理提出八个方面29条细化举措。

    《意见》印发的背景是什么?为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意见》出台了哪些硬招?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

    “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要严格加强质量管理。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说,近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及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并采取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等一系列措施,监督和指导学位授予单位不断改进质量保证制度,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总体上看,我国学位授予单位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的主动性在不断提高,相关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是近年来仍有一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关于研究生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负面新闻。”该负责人指出,这些个案问题暴露出的,很多是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培养条件建设滞后、管理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不严格、导师责任不明确、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较薄弱、学术道德教育不到位等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

“《意见》是对已有质量保障制度的细化、深化和可操作化。”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印发《意见》,旨在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从进一步规范管理入手,强化底线意识和质量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严格执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质量控制,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

敢于让不合格学生毕不了业

在教育部9月22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解读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时表示,要加强学风建设,敢于让不合格的学生毕不了业,倒逼学生潜心治学。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每一名研究生严格自律和自我提升上,要靠每一个学位授予单位严格把关。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制度执行不严格、不到位。”该负责人说。

《意见》强调,学位授予单位要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组织,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在学位授权点建设、导师选聘、研究生培养方案审定、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学术不端处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明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主责部门,根据本单位研究生规模和学位授权点数量等,配齐建强思政工作和管理服务队伍,加强队伍素质建设,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意见》以学位授予单位为责任主体,要求根据情况的新变化、新要求,对有关制度进行补齐补强,加强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的全过程质量管理,特别是要前移质量关口,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及早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分流退出。”该负责人说,同时,导师要切实履行立德树人职责,管理部门要把抓督查、抓执行贯穿管理全过程,坚决给学位“挤水分”,防止“走过场”“做虚功”。

全过程严格研究生质量管理

“研究生培养是由多个环节相扣而成的,薄弱之处往往就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痛点难点。”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说,首先要严把招生考试关,落实招生主体责任,对标国家教育考试标准,进一步完善自命题工作规范,确保招生工作规范透明。

其次是强化质量标准,按不同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参照有关文件统一要求,根据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细化学位授予质量标准,以及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

三是严格执行学位授予全方位全流程管理,抓住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评阅、答辩、学位评定等关键之处,细化流程、压实责任,实行论文答辩向社会公开制度,避免答辩流于形式,做好关键环节记录归档。

在强化阶段性考核方面,《意见》提出要前移质量检查关口,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严格规范学籍年限管理。

在强化导师质量管控责任方面,《意见》明确,导师可根据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考核情况,提出学生分流退出建议。导师不能安排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学位授予单位要把良好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选聘的首要要求和第一标准。同时,要完善导师和研究生对处理决定的申辩申诉处理机制与规则,建立正当权益保护和救济机制。

对学术不端行为,《意见》坚持“零容忍”。根据《意见》,预防和处置学术不端工作将纳入国家教育督导范畴,学位论文作假行为作为信用记录,将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该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强化运用多种监管手段,与学术惩戒并行,对违反规定踩“红线”、闯“底线”的事件“零容忍”,依法依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问题严重的学位授权点,将坚决依法依规撤销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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